四、“中国化”的现代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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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化”的现代性经验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实施的时代，是中国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的形式诉诸全球化，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内忧外患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传统文化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了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含在现代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旋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而毛泽东思想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做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他说的“我们已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就不应看作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做出选择后自豪的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潜含了他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旋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中国化”的胜利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莫里斯·迈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序言中，一开头便写出了马克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个世纪之前的小小猜想：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这个有趣的猜想是不可思议的，但在100年之后它却变成了现实，而且是“人民共和国”。迈斯纳接着写道，在马克思的时代曾经以“天朝”闻名于世的国度，被称为“活化石”的国度，却让“先进”的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学说在它那里生根开花并结出果实。这个矛盾的现象一直是历史学家的难解之谜：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人们，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创造出使社会主义成为真正历史可能性的工业先决条件，而且同时产生现代无产阶级，即注定要使那种可能性成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力量。然而，在资本主义前的中国，马克思的当代弟子们却完成了现代最伟大的革命，并且是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完成的。这个历史事实让包括迈斯纳在内的历史学家都感到匪夷所思。而且中国革命并不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是一个改变历史方向的突发的政治事件，它没有像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革命事件。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已经完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战斗。

然而，包括迈斯纳在内的历史学家也终于在这个历史事实面前谈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或者说，是这个历史事实证实了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尽管它的过程也有偶然事件的因素。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他不变的信念，他一再表明：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全球风起云涌之际，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种革命在一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论》）。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选择的正确性，他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现代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在他这里变成了现实。他以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并使一个民族从资本主义的霸权中解放出来。但是，在他顽强抗拒一种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他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他的周围。而这种新的现代性矛盾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

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则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

但是，这些矛盾被毛泽东以简化的方式做了处理，即他对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做了选择然后予以强调，以理论话语的方式遮蔽或缓释了这些矛盾，这也正是新的现代性矛盾的肇始。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做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是成立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明确和稳定的理论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取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试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方案的修订”是以“政策和策略”的方式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实验，毛泽东在解决他所面对的矛盾时，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强调人的作用；一是强调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的物质积累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使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都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的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的特点。人的作用，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明确的强调：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