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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发表后，傅斯年不久又发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
后者虽然在总体上与前者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从创建现代新史学的立场出发，有些思想和观点则更为深入，有些提法则更为明确，从而更加奠定了他所领导的“史料学派”的理论基础：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为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为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样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其中心思想即是“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语所考古学领军人物李济说：“他（傅斯年）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
傅斯年的挚友罗家伦曾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杜维运在《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中认为：“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
二十世纪初，北平出现了两个国学研究机构，一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二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内大批学术精英加盟其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但在“中央史语所”成立前夕，北大国学门因政局动荡，经费困难，研究工作陷于停顿。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也于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宣告结束。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正值学术生涯巅峰的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昆明湖沉湖自杀了。
消息一经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声哀悼。但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的同时，更想知道的是，他究竟为何而自杀。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此案，也已然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悬案”。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的一户中产人家，四岁丧母，七岁入私塾，到了十几岁时，便已经能够学作诗文，以文会友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海宁四才子”这一名头。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对于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原因，民间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
有人说王国维作为清朝遗老的代表，他投江自尽是为清朝的灭亡殉难。这是一种守节的表现。
王国维对清朝政府有着一定的感情，对于王国维清朝遗老的身份是有一定根据的。
其一，在一九二四年时，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王国维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感觉遭受了奇耻大辱，他和罗振玉等清朝遗老相约跳入金水河，为清朝殉葬。但被家人阻止而未能如愿。
其二，王国维投壶自尽后，梁启超特意写了文章，把王国维比作屈原，称赞他的守节行为。而大文豪鲁迅也在文章中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
虽然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同时期的文人学者的评价成为王国维自杀殉难观点的有力支撑。
其三，王国维自杀后，溥仪为他举行了葬礼，并赐予他中阙的谥号，有清朝末代皇帝的做证，王国维以死殉大清的说法似乎坐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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