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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和董作宾又说了些别的事，说完后董作宾又问起傅斯年说自己是三等人才的事，傅斯年连想都没想，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漏。”
傅斯年越不说董作宾越想知道，后来，一有机会就问傅斯年，可傅斯年嘴严的很，就是不透漏半个字。
过了一段时间后，董作宾终于搞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自赵元任在昆明赴美讲学后，中央史语所语言组，也就是第二组的组长位置一直空缺。开始，傅斯年也许是想把这个位置给赵元任留着，后来感到赵元任回到史语所的希望渺茫，就打算任命一位新组长。
一般说来，各组组长都是学科的掌门人，他自然想到了语言组三巨头之一的李方桂。
无论是学术地位，资格。威望，李方桂应该是不二人选。
但这事总得征求一下本人意见，对李方桂傅斯年是特别尊重的，虽然李方桂比他小六岁。
他没打发人把李方桂请过来，而是亲自登门。
让傅斯年想不到的是，他刚说明来意，李方桂竟板着脸用教训人的口气拒绝说：“在我看来，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没有思想准备，懵懵懂懂地遭李方桂一顿抢白。
面红耳赤的傅斯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待回过神来，额头上已是汗珠点点，他掏出手巾一边擦汗一边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李方桂，知趣地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这便是傅斯年的“我是三等人才”的由来。
这是怎么回事，让他当组长，不想干的话，会说话，就说自己能力或精力，宛然谢绝，不会说话就说一句自己不想干就是了，何必冒出这样的一番话。
对此，有人说，李方桂因当年父亲入仕为官和中年隐退的经历，幼小心灵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自他入清华学校之后，就对参政为官之人产生了厌恶之情，并立志以学术研究为自己的毕生事业。
更有人借题发挥，学优登仕，摄职从政，是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古往今来，无数做学问者，很少是真正把学问当成终极目标和意义，而是将其当作一个跳板。学好了，瞅准个机会，参加科考也好，等人举荐也好，甚至拴个钓饵去钓鱼也好，等着当女婿、当门徒也好，为的就是一个字：出仕。
范进中举自不必说，连仙们圣们又要几个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明明知道“长安居大不易”，也要待在那里，流连在朱门外，等着一朝被赏识、被钦点，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的甚至以退为进，假装逍遥山林，以求“关注”、“点赞”，转而再出山。
就连“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世外桃源里的陶渊明，也是五次三番，徘徊于仕宦、流连于官场。只是到了末了，靠“隐”曝得大名，个人品牌完美建立之后，有官吏隔三差五送酒送钱，才“不为五斗米折腰”。
有人将中国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功上位的御用文人；一类是在野文人。在野文人的人格并非比御用文人更高，因为在野文人的目标正是成为御用文人，只不过在竞争中败北而又不能坦然接受失败而已。“我们几乎可以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发现在野文人评价当时的社会‘道德沦丧’、历史的每个阶段在他们嘴里总是最黑暗的时期。”
但一转身，他们登上了权力的高台，由“在野”而“御用”，便立刻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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