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难行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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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难行蜀道

不甘寂寞的陈独秀，出狱后仍想再干一番事业，然而，命运之神好像专门同他作对似的。他从南京到武汉后，北大学生、国民政府教育次长段锡明、陈钟凡向武汉大学校长王抚五推荐他去教书，而王抚五又是他的好友，当即应允欢迎他去武大任教，他拒绝了，并说：“抚五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建议他去美国。他也拒绝了，他说：

“鄙人决不去美国。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像我这样的人物，国民党正式批准让其出国赴美，成功机会绝对没有的。”

托派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摆脱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愿意。他说：

“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了这个身份。”

一条又一条出路被他堵塞之后，他不禁万分感叹，问苍茫大地，出路何在？……

时局发展到1938年下半年，日军日益逼近武汉，形势十分险恶，日机轮番轰炸武汉三镇，造成一片惨景。

陈独秀正好住在武昌被炸区附近，每次轰炸，他和夫人潘兰珍就像在南京监狱时一样，老夫少妻紧抱着躲在客厅方桌之下。空袭之后，他目睹日机屠杀中国人民之惨状，怒火中烧。日本飞机、炸弹炸掉了他们这对老夫少妻庭院的平静生活。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从武汉又迁都重庆，随之大批难民又蜂涌重庆。此时，陈独秀的故乡安庆，亦已沦陷，他的养母谢氏及其三子陈松年一家，已先行入川避难。武汉告危，战火燃至眉头，他不得不改变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事件时邀他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文字学的主意。他在致贺松生的信中说：

“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

陈独秀四海为家，浪迹人间，多年的政治生涯从工作以至衣食住行，大都是由党的组织给予安排和照顾。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均无须他为衣食住行操劳，有吃有住有车坐，还有秘书为他服务。然而，他离开了党的组织，就如同断了脊梁骨。1927年他潜回上海后，秘书黄文容离开他到郑超麟部下工作去了，中央再没给他派秘书。身边少了秘书这根拐杖，他的生活一下子乱了套。没人张罗吃饭，他就饥一顿饱一顿；没人催他换衣，他就不换，衣服穿得既脏又臭，也不知道脱下洗洗。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自己糟践得胡子拉碴，蓬头垢面，让当年西服革履的绅士风度荡然无存。现在一切事无巨细都得自己过问料理，许多事都还得靠朋友帮助解决，离开了朋友，寸步难行。他的夫人潘兰珍缺乏主见，一切都听从他的，对于她来说，精心照料陈独秀乃是她的天职，她对陈独秀可说是无限忠诚，默默奉献，无一点怨言。陈独秀几经人间沧桑之后，对“决计入川”思前想后，慎之又慎，并再三征询友人的意见。

一天，他应邀参加一次宴会，适逢当年支持国共合作的民主人士章伯钧、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等在场。故友相见，难免寒暄一番。席间章伯钧问陈独秀：

“仲甫先生，你积极宣传抗日，各界人士欢迎。当前武汉形势恶化，不知仲甫先生有何打算？”

“伯钧先生，积极宣传抗日，乃是鄙人应尽的微薄之力，也是一个中国人应做的事。鉴于武汉之形势，鄙人决计入川去重庆，在抗战大后方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伯钧和钦岳先生，你们看怎么样？更望能得旧友的支持和帮助，重庆那儿人生地不熟。”

“钦岳先生，仲甫入川，你看怎么样？”章伯钧问周钦岳。

“仲甫先生入川，鄙人表示欢迎。”

“仲甫先生入川，请钦岳先生多方关照。”

“鄙人一定关照，吃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鄙人可以负责。明日鄙人回川，都作安排，届时望仲甫先生电告行期，以便迎接。”

“谢谢！承蒙关照。”

“不过，有一点我想提请仲甫先生注意。”

“什么？请直说。”